§書名：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作者：顧玉玲
§出版社：印刻
§出版年：2008
一‧
《我們》這本書，講的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裡發生的、外地或本地移工的故事們。作者是TIWA的成員，在她筆下，訴說著「他們」淒慘故事的勞工們，看起來似乎跟台北這個華麗都市毫不相關，但其實「他們」就近在「我們」身邊，「我們」大部分人卻充耳不聞、視若無睹。作者顧玉玲，希望藉由這本書，讓讀者重新省思外籍勞工在台灣應有的地位與尊重，還有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希望藉由這本書，讓「他們」變成「我們」。《我們》裡面，哀傷與憤怒是有的：台灣政府和雇主對待移工的態度，有些真的很惡劣很不把他們當人看；但書中作者多用溫馨的筆調緩緩帶過，讓這本書除了怒火與悲傷外還多了滿滿的溫暖。
密莉安與阿溢，這對菲律賓與台灣的戀情，不是只因一紙婚約的逼迫而是自由戀愛；他們倆正好是兩段外籍勞工和本地移工的故事，最後結合成一條線。喬伊和荻微娜，同是菲律賓來的的女孩，一人開朗活潑一人溫柔堅定，誰也沒想到她們會在台灣認識並決定成為戀人；就算到時候要回家鄉了，她們也盤算著能繼續下去。艾爾加和麗亞，結婚後分別從菲律賓來到台灣這塊土地，卻因為麗亞懷孕而必須躲躲藏藏；孩子的出生，是喜悅，卻也是痛苦和掙扎。
勞工受害的故事，很多很多，但有時候雇主也是受害人：嚴重傷殘無法自行移動的令狐沖，就因外籍幫傭逃跑而無人看護，幾天裡活在可能隨時會死的恐懼中。雖然他對幫傭提出告訴，卻是因為台灣法律規定如果外勞逃跑雇主要負責，提出告訴是為了自保。書中還有好幾戶人家，和外勞關係處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把外勞當正常人看；請來看護老人的要幫忙清掃家裡、請來幫傭的得「順便」打掃工廠、本來沒有的生活習慣因為有了外勞就加強。反正「不用白不用」，這是這些雇主的私心想法，卻沒有考慮過她們的休息、放假。他們也是人，跟你與我一樣是「人」。
二‧
在21世紀初期的今天，人們正享有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世界上大部份人口的生活水平，比起以前都有相對改善。在豐衣足食之後，人們要的是擴大消費需求，和嶄新的消費形態。這樣的發展，和「市場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高 2003:1）。在1979年之後，英國的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不約而同地主張經濟鬆綁，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來解決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停滯。這項措施到1990年代後開始大舉發展。新自由主義高舉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與核心家庭價值，認為所有妨礙個人主義的社會團結都必須解放（Harvey 2008[2005]）。而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資本家紛紛尋求跨國的出路，在擴張市場版圖的同時，也將西方消費文化帶到世界各個角落。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世界歷經最大的一陣移民潮，大多數移民是鄉下人，到一個個國內或國外的都市，尋求新的生計（Hobsbawm 1997[1962]:286）。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熱潮中，跨國的企業、流動的人更是成長迅速。而台灣，因為產業轉型的需要加上非法移工的盛行，終於在1989年開放引進低技術的外籍勞工。但是台灣政府並沒有完善地保護這些東南亞來的移工們，始終以監控且不信任的態度對待。台灣的外勞目前受「就業服務法」及「勞動基準法」規範，僱主必須先申請許可才能僱用外國人，「…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就業服務法也要求注意並且通報政府外國人的健康情形、行蹤等等。…外勞在台灣工作以三年為一期，第一期期滿以後經僱主同意可以續約一期，但第二期期滿後則必須回國，不許再續約。工作期間外勞不能自行轉換僱主。」 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的規章，在現實生活中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
通常，能夠來台灣都是家中經濟較好的外籍移工，因為除了機票之外，他們還必須先付給仲介一大筆錢。外勞來的第一個月薪水會被扣住以防脫逃，且每個月的薪水也必須交房租食宿及繳交給仲介，稍微遲到或做錯一點事就會被扣薪水，通常扣下來只剩幾千塊；工廠的住宿通常很差，有時候加班也拿不到加班費。如果是家庭幫傭，那就意味著一天幾乎24小時的待命工作，小孩和老人看護、打掃、洗衣燙衣、煮飯洗碗，只有週末有休假卻又不能太明目張膽地出遊，免得雇主覺得傭人「愛玩」、「不知檢點」。在「外籍勞工不能自行換雇主」的規定下，許多遇到不好雇主的勞工無路可選，只能走上逃跑一途，如此一來扣下的薪水全都拿不回來；通常，這樣一、兩年工作下來，賺的錢只能跟當初繳交給仲介的錢和機票錢扯平。就算是合法的要續約，仲介仍可從中再抽一筆介紹費，賺個盡興。雇主扣住薪水的目的是不讓外勞逃跑，因為法律規定，如果無故讓外勞跑走是雇主的責任，須償付罰款。在如此環環相扣的食物鍊中，雇主和勞工似乎都沒有多大的選擇權：想盡辦法扣住勞工或被罰、繼續忍受工作或逃跑。當生殺大權掌握在雇主手中時，勞工只能面臨隨時被遣返的命運，沒有自己的聲音。法條當初訂立，是為了保障台灣勞工的權利，卻沒有考慮到東南亞外籍勞工也應該是同等地位的「人」，而不只是一個「外勞機器」。
非法外勞叫TNT（菲律賓塔加洛語Tago Ng Tago的簡稱，意思是躲躲藏藏），在台灣不是少數。如果可能，他們也不會希望自己是TNT；但是法律的規定，兩期期滿就不再續約，許多外勞於是買假護照再來台，無非是希望多存點錢給家人。另外還有很多就是逃跑的外勞。逃跑的原因有很多，像是雇傭相處不融洽、工作過於勞累、雇主家庭問題，甚至有雇主性侵的現象發生，可能也有些是外勞自己的問題，但雙方溝通不良應該是主要關鍵。外勞不能自己轉換雇主，而雇主要換勞工也得重新申請等待；在沒有自主權的情況下，外勞選擇成為都市邊緣的TNT。當TNT有好處，當雇傭間關係不好時，他們可以站出來說「我辭職」，不用繼續忍耐雙方都受氣，有自由自主的權利；但是同時，他們也得隨時警戒，以免被抓到而遣返。非法移工比你我想像的都還多，光是本書中的三對主角，就有一半是非法移工。我想，只有當法條修改好，或是我們調整心態正視外勞，非法移工的問題才不再會是問題。
三‧
我想，這本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她有人類學式的關懷吧。
作者將書名取做「我們」，她背後的含意讓我很喜歡。在書的封底，知名導演侯孝賢這麼推薦道：「玉玲所做的，是一種翻譯工程，把『我們』翻譯給『他們』知道…」當人類學家開始區分出不同文化、民族時，也是開始了「我們」與「他者」的區分，畫出一個個小圈圈，不在我的小圈圈裡的就可以視若無睹。當這我與他的二元對立成立後，無止盡的衝突和肅殺就此開始。區分「你」與「我」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有了區分，才有成長跟學習的可能；但是問題是，當你沈浸在自己的小圈圈的同時，是不是正放棄了跟其他小圈圈的溝通呢？同為人類這種還算有智慧的生物，交換與理解應該是可以形成的，而不是一味地排斥或抗拒理解對方。作者身為TIWA的成員，他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在台的勞工們、就是在傾聽他們的聲音，無可厚非；但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作者做的，並不只是把他們當作是「工作」的一部份，而是更深入地去了解他們所想、去思考在這些現象的背後，那根根深蒂固的「芒刺」究竟是什麼。
我第一次對「勞工」的議題感到興趣，是在兩年前的鐵馬影展上看的紀錄片，叫《中國正藍》，內容內容講的是從鄉下來的小女孩到深圳的成衣廠工作，在裡面沒有福利保障，吃住糟糕卻還要從薪資扣、第一個月的薪水被扣留、隨時都可能被攆走。好多好多女孩都像她一樣，被淹沒在一個個偌大的加工出口廠裡，和手中的產品脫節，沒有工作上的保障。鏡頭轉向工廠廠長，他也同時是被壓迫的人，被上頭的中盤商努力壓低成品價格，讓他也拿不出足夠的工資給工人。電影的最後，導演使女孩在聊天中說出，她想偷偷放張便籤在某件她們做的牛仔褲口袋裡，上面寫著問候，並透露著對於穿者的好奇和想像；鏡頭瞬間換成國外的商店，店員從紙箱裡拿出一條條有品牌的牛仔褲，折疊到光鮮亮麗的架子上。雖然這部不算是真的紀錄片（導演以故事性的手法拍攝），但它很讓我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想到，在華麗富裕的21世紀，仍有這麼一批（不算少數）在外頭忍受著沒有保障的薪水、無止盡的工作、沒有自己聲音的一群被剝削的人。這富裕是假象，是已開發國家和少數富人製造出來的快樂結局；這些人這些地方吃的用的東西背後，卻是這麼一群群像螞蟻一樣默默工作的人們。我不知道這樣的困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但這全球性的大問題應該也是亟需想出方法來解決的。
回到台灣與這群移工身上。最近經濟不景氣，近日才看到報章或宣導，說應停止引入外勞免得讓本國勞工失業，我想這應該不是治本的方法，主要還是外籍勞工與本國勞工的薪資相差太大；如果能反過來強調外籍勞工的權利，那相對的本國勞工也會因此得到工作的保障。或許全球性的問題無法即刻解決，但這些近在身邊的問題，我們至少應該盡一份心力來改變。書的後記言道，作者將這本書的版權及得獎獎金（台北市文學獎）全數捐給TIWA。我們或許沒有錢、沒有時間，但可能可以從身邊著手，先關心自家的、鄰居家的移工，試著傾聽與溝通，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周遭的問題也說不定。
參考資料
高景仲
2003 《全球不平等與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Harvey, David
2008[2005]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弘譯，台北：群學
Hobsbawn, Eric
1997[1962] 《資本的年代》，張曉華等譯，台北：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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