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新加坡】 國小畢業，因為父親工作調職到新加坡，於是我們便舉家搬去。說是因為父親工作，其實也是想試試不一樣的生活，所以打算一年後就回台灣。新加坡小小的，只有台北的兩倍大。我們住在靠近西南邊的Eunos，算是新加坡房價比較便宜的地方，馬來族群比較多。雖然在台灣已經國小畢業，但經過新加坡學校的考試檢定（主要是英文），我被分到小四的班級就讀，小我兩歲的弟弟讀小二。新加坡的小學分成幾種等級，就像是明星學校和鄉野小學那樣的分別吧，我們讀得是普通的公立學校，同學大都是馬來人，而明星、私立學校則幾乎是華人。
新加坡的教育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嚴格，我覺得比台灣教育還可怕。在小四升小五的時候就有能力分班，好成績的那些人以後就會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新加坡只有三所大學，兩所是公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與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需要水準會考成績好的人才能申請；一所私立大學是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不過還好我去讀的是小四，而且普通公立小學比較不會像明星小學那樣競爭激烈，所以我還算是蠻悠哉的讀著以前就會的科目，只是要把它們都轉成英文。在學校覺得比較特別的，是他們有一堂叫「母語課」的課程，華人上中文、馬來人上馬來文、印度人上印度文。那混血呢？其他少數民族呢？不過他們好像都沒有這種問題，基本上是看他們的姓來決定，而其他人可以自己選擇。新加坡這種制度是很特殊的。Anderson在他的《想像的共同體》中認為，「語言」是奠定民族國家很重要的一環；講相同的語言、看同樣的報紙，才能感到「我們是同一群的」（Anderson 1999[1991]:96）。新加坡的訴求一開始就是「多元」的文化與族群，藉由有力的政府，讓他們結合在一起。
另一個有趣的點是他們都只上半天課，因為學生太多學校太小，於是讓一、三、五年級下午上課，二、四、六年級上午上課。中午大家就去學校的食堂(canteen)吃飯。新加坡的食堂到處都有，在組屋(HDB,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學校、百貨街、碼頭都有，就像台灣百貨公司的美食街，在一個區域裡有很多家店；不過這比百貨公司美食街更普遍、價位更實在，有很多好吃的小店也都開在食堂裡，而不像台灣是一家家獨立店面。
追根究底，這種美食街式的食堂、組屋和學校上課模式，都是因為新加坡人口密度高的關係。新加坡人口440萬，平均密度約6000人／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為人口密度第三高。雖然台北市人口密度高達9000人／平方公里，遠高於新加坡，但新加坡除了都市區、住宅區外，也規劃了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不少綠地；組屋的規劃，一方面是讓多數人能夠負擔房價，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美化環境、整齊視野的方法。
新加坡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政府手裡，除了上述的政策，以下幾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像是類似台灣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計畫(ETC)的自動電子收費系統，在我剛到新加坡的時候，政府正開始推行，不消幾天，所有坐車就全都裝置完畢，不像台灣吵了好幾年，結果還是有點不了了之。不過新加坡開車的稅很高，連帶的駕照、牌照也很貴，有能力開車的人自然有能力負擔裝置自動電子收費機器。另外自動電子收費系統採分區制，在高峰時段進入市區就會自動收費。坐計程車也同樣不便宜，所以民眾轉而選擇方便的地鐵和公車，讓政府有效達到淨化街道、順暢交通的目標。
新加坡的重罰也是有名的，亂丟垃圾罰5000新幣、盜版罰鞭刑且商店充公、強姦和性騷擾也是好幾下鞭刑。不過大多數新加坡人都認可這樣的嚴厲刑罰，認為這樣才能有效遏止犯罪。雖然亂丟垃圾罰金很高，我還是有在街上看過亂丟垃圾的人。讓環境整潔的大功臣，其實是每天早上到晚上都在打掃的馬來藉或印尼藉清潔員，他們幾乎無時無刻都在掃地，在組屋樓下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新加坡的一年，除了適應新生活，也還是在練國樂，新加坡叫「華樂」。華樂在新加坡不算是很興盛，不過華人學校都會有華樂團（就像我的馬來小學，有馬來舞蹈團）；而新加坡也有國家華樂團，他們的成員，大都是大陸來的國樂老師，薪水比大陸職業樂團高很多。我在新加坡的老師說，他們都是來這裡養老的。
【我的青春期】 國中回到台灣就讀，那時開始習慣使用網路這種東西。1960年代美國為了冷戰需要而建立ARPA網，那時候應該誰也沒想到，它就這麼演變為目前全世界最方便的通訊媒介。1993年，全球資訊網(WWW, World Wide Web)開始運行；1996年，Internet一詞被廣泛流通。因此也就是在網際網路流行起來的三年後，我也開始習慣打開電腦、上網、收發電子郵件、瀏覽網頁；我們家也從最初的電話撥接，到現在使用快速的ADSL上網。網際網路的方便性，使我能簡單地和遠在新加坡的朋友通信；也因它的多元性，讓我在網路上找到臭味相投的朋友，像是加入「金庸茶館」社群討論金庸小說、在國樂站「吹鼓吹小站」上看大家練習的文章感想。不過那時候的我還是比較依賴紙筆，常寫信給新加坡友人、國小同學，有些同學其實只住在附近，卻仍自以為風雅，執意丟進郵筒。
國中的大事，除了921大地震外，就是國三時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
在我們回到台灣後，父親仍留在新加坡工作，不過後來沒多久就換去另一家公司工作，調到大陸蘇州。自1987年政府開放赴大陸探親之後，引發產業往大陸投資的熱潮，台商紛紛設廠，蘇州也是設廠的主要據點之一。在國二暑假，我們全家還曾去蘇州找父親玩，從蘇州玩到杭州，在運河上坐一夜的船。
父親的過世對我們家是很大的打擊，畢竟父親才正直壯年，這一撒手大家都措手不及。還記得那時是年底，基本學力測驗的前夕，我們坐上飛機去蘇州接他回來。蘇州也是冷冷陰陰的天，母親哭得很慘。在那裡作了小小的公祭，便火化了。
父親走了，這次可不是幾個月後又會從蘇州、新加坡回來，而是真的不會在回來了。日子還是要過，母親也堅強地恢復過來，很快，本來當全職家庭主婦的她，重拾起以前藥專的知識與藥師執照，在藥局找到工作，也在網路交友上認識一群跟她爬山出遊的朋友。事實證明，這些是適合母親的，她也喜歡這些，諸如推銷產品、建立主顧關係、認識新朋友等等與人交際的活動。
在國三的最後，我選擇了新竹高中的音樂班就讀，主修中國笛。讀音樂是我自己的選擇，母親雖然不大理解，卻也支持。母親一直就基於「孩子的事自己決定」的立場，不大阻擋我想做的事，就算她覺得不妥也只會好好跟我討論，讓我自己做決定。就連大學申請人類系，母親雖然不明白這個系在幹嘛、有沒有出路，也還是尊重我的決定。
高中依然在渾渾噩噩中渡過。只是在讀了12年的填鴨式教育後，高三的我開始產生反感，覺得有很多科目其實是不必要上也沒興趣的，那何須每天花8到9小時的時間，固定在窄小的課桌椅間，昏天黑地的讀書？我沒有去過課後補習班，但只是回到家整理完畢，自己的時間就僅剩4、5個小時；而在學校卻浪費了那麼多不必要的時間。感覺到學校制度的死板，讓我有一陣子覺得去學校是很痛苦的事。還好這一切在上大學之後都迎刃而解。
【大學生涯（未完）】 雖然大學四年僅佔我目前22年中短短的五分之一，但這幾年是我過得最快活的日子。大學自由選課的制度、開放的環境、多元的刺激、來自四面八方各式各樣的人，都讓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很自在。大學就像個小社會，有各式各樣的人與事，和大社會間的關係既相似又緊密。
離開新竹到台北讀書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在繁華複雜的台北市，各種資訊紛沓而至，音樂會、影展、研討會、演講、社會運動…很多以前在新竹不曾注意的訊息跟活動幾乎每個禮拜都有。這就是都市的魅力吧，很跟得上奔跑飛快的時間軌跡。我因此得以參加了女性影展、人權影展、人類學的演講、音樂學的演講、原住民相關的研討會等等，並有幸參與部份的「野草莓學運」。這些活動的議題和內容有許多都讓我得以重新思考我本來所相信的價值，並重新評估它們的可行性和真實性。但因為我還身在其中，無法抽離出來用大的視野來看到整體，所以總覺得現在的我說不清楚這些。一切只能待時間來判定它的真實，只希望歷史能在未來給予現在的我們肯定的聲音。
在大學生涯中，除了課業之外，很大一部份的時間我都花在社團上。每學期平均參加2.5個社團（常態：國樂社、國術社；特殊案例：單車社、登山社、系學會）的情況下，讓我學到很多關於行政和人際之間的事情；尤其大二、大三擔任社團幹部，除了社團內部的行政，也牽扯到跟學校交際的部份，這些都成為我寶貴的（也有點慘痛的）經驗。有得必有失，在為社團盡心盡力時，課業和自我成長的空間就相對被壓縮了。
不過讀到現在，人類學它特有的關懷、對事對人的看法、細緻的思考架構等等特點，我也都深受吸引；而多樣化的各系選修課，更讓我開了不少視野，知道其他學科的長處。既然讀了人類學，我覺得那就是學習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世界」不是既定的那樣、或只是大多數人想像的那樣而已，它還有很多不同的空間去詮釋了解。人類學要做的，就是找到這些不同的詮釋聲音，來解決我們已經走到盲點的問題。如果不能做到解決問題、不能帶給社會幫助，那我想這些學問也沒什麼必要性了。
前幾天聊天，系上老師問了一聲：「你想像你十年後，你會在幹嘛？」我當下啞口無言。台灣的大學生太幸福了，大多數都不用考慮經濟問題，一方面因為家裡許可，另一方面因為華人社會執著於追求學歷的這個普遍價值，使得大學生們雖然都二十幾歲了，對於未來的方向卻還是模模糊糊，只知道讀書、考試。雖然我現在想往民族音樂的這條路做研究，卻也沒有清楚明確的規劃與想法，所以我想，下一步就是先釐清我的可能性、規劃未來的目標，並做出必要的取捨。雖然世事多變，但是有目標才有動力做事，也才能產生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法；雖然我也想抱著「走著瞧」的態度，但它最壞可能，就會變得一事無成。「未來」聽起來很遠，但那條風箏的線正在我們手裡，隨時準備起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