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28, 2008

梅蘭芳


    終於去看了這齣戲。在這一學期的戲曲課程後,幾乎就要變成個戲迷了,老師應該很欣慰這堂課有這樣的成果吧!既然如此,《梅蘭芳》怎麼可以不去看呢?


    其實跟他是不熟的,第一是在這學期之前,真的沒有認真聽過戲,第二是因為上課也沒有很介紹到他。倒是在知道要出電影後,才興致勃勃地找了網路資料,還有youtube上的一些片段。



            (《蘇三起解》梅蘭芳音,梅葆玖配像)


    梅蘭芳家本就是梨園世家,後成為四大名旦之一,和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並列。但他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不拘於舊,嘗試創新,甚至成為將京劇帶出國外的第一人,並造成空前轟動。他也嘗試新劇,不過並沒有遠大的影響就是。電影是從梅蘭芳的大伯的信開始,整齣戲似乎以封封書信串連,像是用一封封的信,串起了這個梅蘭芳:大伯的信、三哥的信,和孟小冬的信。梅蘭芳終其一生都帶著大伯的信;從大伯的信,暗示了他們同樣受到大時代的禁錮,像是帶了紙做的枷鎖,扯不破、不能扯破。三哥邱如白對梅蘭芳的影響很大很大,寫給他的信也是整整一疊;他激勵了梅蘭芳對新事物的追求,並助他登上頂峰,最後卻不免兩人決裂。三哥是我很喜歡的角色,很真,很沒有掩飾地「愛」著他的兄弟;什麼事都為了梅蘭芳想,但卻也因此被蒙蔽了。孟小冬在戲裡其實戲份不多,比起來流長的韻味還不如元配芝芳,但在一片灰白中很有亮眼紅花的效果;她在戲裡被塑造為梅蘭芳唯一愛過的女人,分手也是千萬不捨地。想到一段老話:「不要求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年少時總愛自以為瀟灑地寫在記事本上,但到稍長後,才曉得這兩句話中的滾滾燒燒,與萬般哀戚。孟小冬與梅蘭芳,就是這樣一對吧。


    現實中,孟與梅的戀情似乎沒有這麼絕美。他們好像其實是被眾人看好的(一個是當家名旦一個是第一女老生),他們同居了五年,最後告分手。老師說,他們在分手時,孟小冬發誓她要嫁就嫁一個可以攪動世代的人。最後她嫁了杜月笙,夠有份量的了。


    我喜歡少年梅蘭芳,扮起來很有感覺,反倒後面黎明就沒什麼扮上的戲份了。剛剛找了一下,演少年梅蘭芳的是余少群,才26歲呢,身段很好,扮起來真的超正,但沒扮上的時候又還蠻帥的說。因為這齣戲而大紅,他現在又接了幾齣戲的主角。另外我也很喜歡王學圻演的十三燕,他唱得超棒的呀光聽就比少年梅蘭芳好,到底為什麼在拼戲的時候會輸得這麼慘?這一段我不大懂說。他的精神我也很喜歡:「輸不丟人,怕才丟人」,這句話真可說是這整齣戲的核心了。芝芳的堅強我也很欣賞,她在面對孟小冬時的崩潰,真的很讓人心疼;對於這種浪漫第一的丈夫,也還真需要一個治家有方的太太。



    雖然沒有《霸王別姬》的波瀾壯大,《梅蘭芳》至少有如涓涓溪水,悄悄爬進心裡。在電影院裡看著,不由自主地陷了進去;在一些明明沒什麼的小傷感處,還是不由地哽咽。不過147分鐘的長度似乎還是不夠,如果能拉長到跟《霸王別姬》一樣三小時,可能可以更完整些。另外,太過完美一生的梅蘭芳,好像也少了些性格。這讓我想到《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沒什麼個性對誰都好;不過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個性」吧。

Wednesday, December 24, 2008

「我」的自傳(下)

【我與新加坡】

    國小畢業,因為父親工作調職到新加坡,於是我們便舉家搬去。說是因為父親工作,其實也是想試試不一樣的生活,所以打算一年後就回台灣。新加坡小小的,只有台北的兩倍大。我們住在靠近西南邊的Eunos,算是新加坡房價比較便宜的地方,馬來族群比較多。雖然在台灣已經國小畢業,但經過新加坡學校的考試檢定(主要是英文),我被分到小四的班級就讀,小我兩歲的弟弟讀小二。新加坡的小學分成幾種等級,就像是明星學校和鄉野小學那樣的分別吧,我們讀得是普通的公立學校,同學大都是馬來人,而明星、私立學校則幾乎是華人。


    新加坡的教育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嚴格,我覺得比台灣教育還可怕。在小四升小五的時候就有能力分班,好成績的那些人以後就會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新加坡只有三所大學,兩所是公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與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需要水準會考成績好的人才能申請;一所私立大學是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不過還好我去讀的是小四,而且普通公立小學比較不會像明星小學那樣競爭激烈,所以我還算是蠻悠哉的讀著以前就會的科目,只是要把它們都轉成英文。在學校覺得比較特別的,是他們有一堂叫「母語課」的課程,華人上中文、馬來人上馬來文、印度人上印度文。那混血呢?其他少數民族呢?不過他們好像都沒有這種問題,基本上是看他們的姓來決定,而其他人可以自己選擇。新加坡這種制度是很特殊的。Anderson在他的《想像的共同體》中認為,「語言」是奠定民族國家很重要的一環;講相同的語言、看同樣的報紙,才能感到「我們是同一群的」(Anderson 1999[1991]:96)。新加坡的訴求一開始就是「多元」的文化與族群,藉由有力的政府,讓他們結合在一起。


    另一個有趣的點是他們都只上半天課,因為學生太多學校太小,於是讓一、三、五年級下午上課,二、四、六年級上午上課。中午大家就去學校的食堂(canteen)吃飯。新加坡的食堂到處都有,在組屋(HDB,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學校、百貨街、碼頭都有,就像台灣百貨公司的美食街,在一個區域裡有很多家店;不過這比百貨公司美食街更普遍、價位更實在,有很多好吃的小店也都開在食堂裡,而不像台灣是一家家獨立店面。


    追根究底,這種美食街式的食堂、組屋和學校上課模式,都是因為新加坡人口密度高的關係。新加坡人口440萬,平均密度約6000人/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為人口密度第三高。雖然台北市人口密度高達9000人/平方公里,遠高於新加坡,但新加坡除了都市區、住宅區外,也規劃了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不少綠地;組屋的規劃,一方面是讓多數人能夠負擔房價,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美化環境、整齊視野的方法。


    新加坡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政府手裡,除了上述的政策,以下幾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像是類似台灣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計畫(ETC)的自動電子收費系統,在我剛到新加坡的時候,政府正開始推行,不消幾天,所有坐車就全都裝置完畢,不像台灣吵了好幾年,結果還是有點不了了之。不過新加坡開車的稅很高,連帶的駕照、牌照也很貴,有能力開車的人自然有能力負擔裝置自動電子收費機器。另外自動電子收費系統採分區制,在高峰時段進入市區就會自動收費。坐計程車也同樣不便宜,所以民眾轉而選擇方便的地鐵和公車,讓政府有效達到淨化街道、順暢交通的目標。


    新加坡的重罰也是有名的,亂丟垃圾罰5000新幣、盜版罰鞭刑且商店充公、強姦和性騷擾也是好幾下鞭刑。不過大多數新加坡人都認可這樣的嚴厲刑罰,認為這樣才能有效遏止犯罪。雖然亂丟垃圾罰金很高,我還是有在街上看過亂丟垃圾的人。讓環境整潔的大功臣,其實是每天早上到晚上都在打掃的馬來藉或印尼藉清潔員,他們幾乎無時無刻都在掃地,在組屋樓下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新加坡的一年,除了適應新生活,也還是在練國樂,新加坡叫「華樂」。華樂在新加坡不算是很興盛,不過華人學校都會有華樂團(就像我的馬來小學,有馬來舞蹈團);而新加坡也有國家華樂團,他們的成員,大都是大陸來的國樂老師,薪水比大陸職業樂團高很多。我在新加坡的老師說,他們都是來這裡養老的。



【我的青春期】

    國中回到台灣就讀,那時開始習慣使用網路這種東西。1960年代美國為了冷戰需要而建立ARPA網,那時候應該誰也沒想到,它就這麼演變為目前全世界最方便的通訊媒介。1993年,全球資訊網(WWW, World Wide Web)開始運行;1996年,Internet一詞被廣泛流通。因此也就是在網際網路流行起來的三年後,我也開始習慣打開電腦、上網、收發電子郵件、瀏覽網頁;我們家也從最初的電話撥接,到現在使用快速的ADSL上網。網際網路的方便性,使我能簡單地和遠在新加坡的朋友通信;也因它的多元性,讓我在網路上找到臭味相投的朋友,像是加入「金庸茶館」社群討論金庸小說、在國樂站「吹鼓吹小站」上看大家練習的文章感想。不過那時候的我還是比較依賴紙筆,常寫信給新加坡友人、國小同學,有些同學其實只住在附近,卻仍自以為風雅,執意丟進郵筒。


    國中的大事,除了921大地震外,就是國三時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


    在我們回到台灣後,父親仍留在新加坡工作,不過後來沒多久就換去另一家公司工作,調到大陸蘇州。自1987年政府開放赴大陸探親之後,引發產業往大陸投資的熱潮,台商紛紛設廠,蘇州也是設廠的主要據點之一。在國二暑假,我們全家還曾去蘇州找父親玩,從蘇州玩到杭州,在運河上坐一夜的船。


    父親的過世對我們家是很大的打擊,畢竟父親才正直壯年,這一撒手大家都措手不及。還記得那時是年底,基本學力測驗的前夕,我們坐上飛機去蘇州接他回來。蘇州也是冷冷陰陰的天,母親哭得很慘。在那裡作了小小的公祭,便火化了。


    父親走了,這次可不是幾個月後又會從蘇州、新加坡回來,而是真的不會在回來了。日子還是要過,母親也堅強地恢復過來,很快,本來當全職家庭主婦的她,重拾起以前藥專的知識與藥師執照,在藥局找到工作,也在網路交友上認識一群跟她爬山出遊的朋友。事實證明,這些是適合母親的,她也喜歡這些,諸如推銷產品、建立主顧關係、認識新朋友等等與人交際的活動。


    在國三的最後,我選擇了新竹高中的音樂班就讀,主修中國笛。讀音樂是我自己的選擇,母親雖然不大理解,卻也支持。母親一直就基於「孩子的事自己決定」的立場,不大阻擋我想做的事,就算她覺得不妥也只會好好跟我討論,讓我自己做決定。就連大學申請人類系,母親雖然不明白這個系在幹嘛、有沒有出路,也還是尊重我的決定。


    高中依然在渾渾噩噩中渡過。只是在讀了12年的填鴨式教育後,高三的我開始產生反感,覺得有很多科目其實是不必要上也沒興趣的,那何須每天花8到9小時的時間,固定在窄小的課桌椅間,昏天黑地的讀書?我沒有去過課後補習班,但只是回到家整理完畢,自己的時間就僅剩4、5個小時;而在學校卻浪費了那麼多不必要的時間。感覺到學校制度的死板,讓我有一陣子覺得去學校是很痛苦的事。還好這一切在上大學之後都迎刃而解。



【大學生涯(未完)】

    雖然大學四年僅佔我目前22年中短短的五分之一,但這幾年是我過得最快活的日子。大學自由選課的制度、開放的環境、多元的刺激、來自四面八方各式各樣的人,都讓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很自在。大學就像個小社會,有各式各樣的人與事,和大社會間的關係既相似又緊密。


    離開新竹到台北讀書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在繁華複雜的台北市,各種資訊紛沓而至,音樂會、影展、研討會、演講、社會運動…很多以前在新竹不曾注意的訊息跟活動幾乎每個禮拜都有。這就是都市的魅力吧,很跟得上奔跑飛快的時間軌跡。我因此得以參加了女性影展、人權影展、人類學的演講、音樂學的演講、原住民相關的研討會等等,並有幸參與部份的「野草莓學運」。這些活動的議題和內容有許多都讓我得以重新思考我本來所相信的價值,並重新評估它們的可行性和真實性。但因為我還身在其中,無法抽離出來用大的視野來看到整體,所以總覺得現在的我說不清楚這些。一切只能待時間來判定它的真實,只希望歷史能在未來給予現在的我們肯定的聲音。


    在大學生涯中,除了課業之外,很大一部份的時間我都花在社團上。每學期平均參加2.5個社團(常態:國樂社、國術社;特殊案例:單車社、登山社、系學會)的情況下,讓我學到很多關於行政和人際之間的事情;尤其大二、大三擔任社團幹部,除了社團內部的行政,也牽扯到跟學校交際的部份,這些都成為我寶貴的(也有點慘痛的)經驗。有得必有失,在為社團盡心盡力時,課業和自我成長的空間就相對被壓縮了。


    不過讀到現在,人類學它特有的關懷、對事對人的看法、細緻的思考架構等等特點,我也都深受吸引;而多樣化的各系選修課,更讓我開了不少視野,知道其他學科的長處。既然讀了人類學,我覺得那就是學習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世界」不是既定的那樣、或只是大多數人想像的那樣而已,它還有很多不同的空間去詮釋了解。人類學要做的,就是找到這些不同的詮釋聲音,來解決我們已經走到盲點的問題。如果不能做到解決問題、不能帶給社會幫助,那我想這些學問也沒什麼必要性了。


    前幾天聊天,系上老師問了一聲:「你想像你十年後,你會在幹嘛?」我當下啞口無言。台灣的大學生太幸福了,大多數都不用考慮經濟問題,一方面因為家裡許可,另一方面因為華人社會執著於追求學歷的這個普遍價值,使得大學生們雖然都二十幾歲了,對於未來的方向卻還是模模糊糊,只知道讀書、考試。雖然我現在想往民族音樂的這條路做研究,卻也沒有清楚明確的規劃與想法,所以我想,下一步就是先釐清我的可能性、規劃未來的目標,並做出必要的取捨。雖然世事多變,但是有目標才有動力做事,也才能產生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法;雖然我也想抱著「走著瞧」的態度,但它最壞可能,就會變得一事無成。「未來」聽起來很遠,但那條風箏的線正在我們手裡,隨時準備起飛。

「我」的自傳(上)

【我的父親母親】

    要說關於我的故事,那是離不開音樂的。


    在70、80年代,民歌風氣正起,但在那之前,台灣歌壇充斥著西洋歌曲。在歐美音樂下,湧現了一批強調本土音樂、創作的音樂界人士。70年代由鳳飛飛、鄧麗君等歌手開啟的本土演唱風潮,也將本土音樂推展至一個高潮,但是在樂壇上,仍舊充斥的翻唱歐美歌曲之風。直到80年代初,楊弦、胡德夫、李雙澤等人開始在臺北醞釀後來轟動全島的「現代民歌」運動和1975年6月6日,校園民歌運動開始的標誌性事件-「中國現代民歌之夜」演唱會 -才使得校園民歌、本土音樂開始啟蒙發展。


    雖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還沒出生時,但卻都是我父母正值青年的經歷。我父母均喜愛藝術,尤其是我母親,在嘉南藥專(今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讀書時,可是學校裡風雲一時的人物。母親除了美術外,尤擅歌唱,在校園民歌的風氣之下,參加了台灣新格唱片舉辦的校園民歌大賽:「金韻獎」。(2005年,滾石唱片復刻了10張當時金韻獎出版的專輯,使這批校園民歌音樂重新出土。母親的演唱在第五集的第10首:《一個腳印一個記憶》和第八集的第6首:《想起那天》。)


    金韻獎舉辦於1977到1980年間,每年一次,參賽者以大學生為主,參賽曲目全部為原創。這四屆的金韻獎比賽,使得民歌風氣達到高潮,也孕育了一批歌手,如齊豫、王夢麟等;他們發行的唱片,在民歌運動中無形地形成領導的方向。


    這股校園民歌風潮影響下,母親除了唱歌外也學習民謠吉他。民謠吉他和古典吉他或電吉他不同,弦是尼龍弦,音色比古典吉他的鋼弦柔和,主要用在幫民歌伴奏,通常是自彈自唱。在那時候的大學生,會彈吉他是一種流行。母親也趕上了這股流行,並同時接觸古典吉他,1979年加入原鄉-高雄-的吉他樂團,才因而識得我父親。



    所以說,沒有音樂,就不會有我的誕生。


    父親那時已從台大機械系畢業。雖然好讀書,但因為經濟考量,最後選擇出來就業,一開始是在高雄的中國鋼鐵公司上班,那時的中鋼,是最興盛的時期。當時因為二戰的太平洋戰爭,高雄港遭受美軍猛烈轟炸,使得高雄港內有許多沈船,1946年開始打撈港內沈船,將沈船拆解為廢鋼材料,成為鋼鐵業原料的來源,使得高雄港有「拆船王國」這一稱號。1970年代,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在高雄興建了中國鋼鐵廠和中國造船廠,促成了台灣及高雄鋼鐵工業的成長;而高雄港大量的貿易吞吐量,也使得鋼鐵工業得以大規模運行。但是父親並不喜歡這份工作,是以在我出生前,就舉家搬到新竹,進入科學園區工作。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1980年12月15日設立我國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其時正是台灣工業轉型的時代,因臺灣面臨土地價格上漲、環保意識抬頭、治安形勢惡化、勞工意識勃興等一系列不利於投資的因素,使得政府引領台灣的產業轉型,鼓勵投資積體電路、電腦等高科技產業 。父親在當時這樣的時代下,和許多類似背景的高科技工程師投入了科學園區內的工作。也大約其時,1986年3月13日,我,蕭家長女誕生。


    我們家在科學園區旁,是一個因為科學園區而興起的社區。剛搬過去的時候因為才剛興起,房價跟現在比低了很多。還記得小時候附近還有不少雜草叢生的空地,夏天的晚上還看得到螢火蟲,現在卻被一棟棟房子填滿,小時候曾經的回憶早已不再。


    印象中的父親,總是不在家,因為繼科學園區的工作之後,他接著被調到台北汐止的廠,每個週末才回來。在家裡,母親主掌一切事情,當全職的家庭主婦。因她的好客與擅言談,在搬到新竹後一直有在參與社區運動,像是參加社區發展協會、媽媽教室,並和鄰近的國中小有許多交流,如推廣學校資源回收、幫忙低年級的課後輔導。在1980、90年代,社區運動紛紛冒出,主要原因是產業轉型,許多社區不再是以農業為主;而都市化與中產階級大量增加、知識水準提高之下,使得社區居民有「在地意識」和民主自治的概念,發展社區營造、課程,讓社區居民的需求得以自行解決。(李1994)因此雖然父親長時間不在家,母親在家裡也沒有閒著,反而有自己的時間學習了國畫、瑜珈,和鄰居間的互動也十分良好。小時候的印象中,母親在家裡不是拿著吉他自彈自唱、站在大桌前畫國畫,就是站在門口用很大的音量和鄰居們聊天。


    通常週末父親從台北回來,就會規劃出遊。等到有長期的假日,我們也會和幾家認識的朋友一起開車到新竹以外的地方,露營遊玩。



【我的成長】

    這就是我和樂的家庭。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是很幸運。父母的管教方式都很民主,不會要求小孩要考試要考多好,而是想學什麼就學、想讀什麼學校就去讀。所以我小時候沒有被逼著學書法、學珠算、去補習班;只有鋼琴,是父母在一開始堅持要我學的,不過因為那時候沒興趣,也只學了兩年就停擺。在小時候學習諸多才藝似乎是這幾代普遍的共同回憶,到最近這幾年的小朋友,也都還有這樣的「傳統」。不過補習班的力量好像更為強大,幸運的是,我也從沒有被補習班荼毒過。


    小時候的回憶很多,不過就和《20世紀少年》的主角們一樣,也都模模糊糊了,不過因為母親對我學校生活的關注,時不時就會在學校看到她,所以印象裡最多的也都是母親的身影。那時候全台剛開始推行環境保護概念,母親是學校負責的人之一,我們家也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做垃圾分類。1987年,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各縣市政府則於1988年至1991年間逐步設立環境保護局,強化環保工作基層執行能力。1989年底,環保署執行「外星人計畫」,我們這一代熟悉、路上可見的「外星寶寶垃圾桶」便是在那時候進駐的 。『…「全民環保意識」是台灣資源回收、垃圾減量做得好的主要原因。 』環保署有感於此,才從最基層也最簡單的垃圾分類做起。


    在國小,除了本來的課業外,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國樂團了。中國國樂的改革從五四運動(西元1919年)開始發起,主要是因為西方理論的進入,讓當時的中國想要仿效西方「進步」和「複雜」的現代知識。(Wong 2002)。因為國樂的改變和西化,許多城市紛紛成立新形制的國樂團。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為了政治宣傳理由繼續發展民族管絃樂團,樂團內部也繼續進行改革,多加了更多其他音色的樂器,也從五聲音階擴大到七聲音階的演奏。(Tsui 2002)


    台灣的國樂1948、49年從大陸來,在那之前,台灣幾乎沒有「國樂」的存在,民間樂團多是南管、歌仔戲團。1948年由當時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即今之中國廣播公司的前身)音樂組所組成的中央廣播樂團來台演出;1949年,中廣遷台,隨之而來的國樂人士只有四人,後來和廣州來台的數位人士僅十餘人,組成台灣第一個國樂團:「中華民國國樂團」 。有幾次和我的笛子老師聊天,他說他們戒嚴的時期不准看、聽「對岸」的音樂和譜,都只能偷偷流傳錄音帶,用聽寫的方式抄下來;而因為封閉,樂器上的技術進步也有限。但也因為大陸樂曲無法公開演出,使得台灣的作曲家寫出不少新樂曲。


    我的國樂生涯從小四開始,那是1996年夏,也是劉江濱老師回到新竹,開始接任新竹各國中小指導老師、指揮的開始。我這一代算是幸運的一代,在我們之前,新竹的國樂並不發達,只有兩所國小有國樂團,劉江濱老師為了新竹這片國樂沙漠努力十餘年,到今天才能有這樣繁盛的成就。我們剛好站在新竹國樂發展的前鋒,看著它一路慢慢走向繁榮。

Tuesday, December 23, 2008

Google Groups

    最近我的gmail信箱一直呈現「有未讀信件」狀態,因為加入了google groups的關係。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otu

    這是一個丘延亮老師主持的group,傳送關於台灣、人權等等相關的議題與新聞,也有相關的新書介紹。很不錯的group我覺得。在這媒體氾濫的社會下,實在很不想看電視新聞,但卻又必須取得一些現代資訊。這裡就提供了我想了解的訊息,而且是以mail的方式,打開信箱就可以看到。實在方便。


    這一代年輕人都很熟悉於bbs的黑白界面的運用,但要說普及,還是mail的方式比較能傳達給普羅大眾吧。

Saturday, December 20, 2008

適合?

    今天一時興起打了通電話給高中時的導師。我們跟她很親,三年中當多了個多愁善感的大姊姊;三年中也看著她和師丈相識相戀,在我們畢業後結婚。小聊了一下,臨掛斷前她說道,和師丈都覺得我以後選擇研究音樂這條路很適合我。


    跟很多人講到我想考音研所,大家都說「你很適合」。聽久了,也自然而然覺得「我很適合」。但我自己究竟覺得我適不適合呢?我真的不知道,心中還是隱隱有些疑問。或許這就是當局者迷吧,希望是。


    我確定我自己想上研究所,我有想寫的主題、有想去的田野,也想好畢業後這一年的打算。但是我好像還沒有確定,自己想要持續走研究這條路。我確定我不想當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沒什麼興趣當國中小老師;對於未來,我只確定我想要做一些真正對於人有幫助的事情,還有要有成就感。這是大學老師問我對於自己十年後的想像,思考後得出的結論。只是這真是個好模糊籠統的想像。


    都大四了,還像無頭蒼蠅一樣盲目飛。這是現代這個世代所要面臨的難題,阿貴如是說。我想很多年輕人應該也都很嚮往他們那時候,只要努力就會有成果的年代吧。未來太多的岔路,反倒使我們迷惘了;沒有所謂的對或錯,除了賭一把外別無他法。這世代是個大賭場。


    所以,到底適不適合呢我?大概也只能像考大學時那樣,憑運氣賭賭看了。

Sunday, December 14, 2008

Music in Twelve Parts


    Philip Glass,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聽他的音樂。《沙灘上的愛因斯坦》在高中音樂欣賞課上聽過的,極簡音樂的代表作,可最終只記得一連串數著one two three four的不甚懂的歌詞。其他可就完全一無所知。


    本以為本片是回顧Philip Glass一生的劇情片,沒想到是類似於紀錄片手法的十二段錦集,是導演與Glass一年來生活的記錄回顧;取作 “Music in Twelve Parts”,是想藉此向他開創性的同名作品致敬。導演Scott Hicks,剛剛一查,才發現竟是《鋼琴師》的導演。那可真是大名鼎鼎了。第一部份(part),導演介紹了Glass的拼貼藝術創作好友,Chuck Close。他以近看都一樣黑點白點,組成一幅幅複雜的人物像;最初他用的模特兒,就是Philip Glass。Glass的音樂也有如拼貼藝術般,注重在堆砌音符和音響;但同時,導演似乎也暗示著Glass的一生,甚或是我們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由無數看似相同的點堆砌起來的。在這部片中,導演用了十二個「點」,試圖砌出Philip Glass的一生。


    Philip Glass的音樂其實對於現代人來說並不陌生,諸如電影《時時刻刻》、《楚門的世界》、《達賴的一生》都是由他配樂的;他也因此得了奧斯卡、金球的最佳原創音樂獎。他也是多產的音樂家,像是音樂劇《沙灘上的愛因斯坦》、近期的《等待野蠻人》,還有許多交響樂和協奏曲等等。不過如果不是因為這齣戲,和一些資料查詢,我還真沒注意到這些電影是由Glass配樂的(汗)。


    聽他的音樂很有趣,重複堆砌的旋律與和聲,讓人有種磅礡的壓迫感;乍聽之下會想睡覺,但聽久了卻覺得有種深沈的韻味在裡面。跟他的人一樣,外表看起來就是個老嬉皮,但內在卻很難以捉摸。很有趣。


    Glass是一個作曲家,卻沒有如名人的驕矜。他接受批評,也接受他人的意見;他說,如果大家都批評他的作品,那他就是成功的。片中,我看到一個玩心甚重的老頑童,但這個老頑童對自己的職責及性向堅持且了解得很,樂在其中。這是他讓我覺得可愛的地方。片中談及他的父母、他的前妻、他的前半生,用一張張黑白照片勾勒出一片片畫面,有些是歡樂的,有些是痛苦的,堆砌成現在的Philip Glass。


    Music in Twelve Parts的最後一個part,停在《等待野蠻人》的最後一幕。絢爛的紅色佈滿整個舞台,台上演員唱出深沈的歌詞。不記得全文了,只記得最後,主角背對觀眾,緩步跨過一道道降下的玻璃帷幕,向著紅色夕陽踱去。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是南非作家柯慈的小說,在這部作品裡,柯慈藉由老地方官對一個瞎了眼、瘸了腳的蠻族女子無名的憐惜,以及目擊自己的長官如何踐踏野蠻人的過程,深刻地提出了良心的、人道的控訴。在「文明人」征服「野蠻人」的衝突過程中,柯慈試圖透過老地方官這個角色,呈顯出一個強勢殖民國家應有的覺醒與反省。雖然是80年代的小說,Glass改編的舞台充斥著現代感和原始的相交矛盾衝突。還蠻想看看的,總覺得也是應當看的。


    還蠻喜歡這部電影的,在眾多劇情片中脫穎而出不落俗套,古樸不加修飾的拍攝手法,反而讓整部片子更有生命力。和《鋼琴師》很不一樣的感覺,更多歡樂和希望吧,我想。

Thursday, December 11, 2008

Wild Strawberry

    我想從頭說起。


    1106星期四,我們在行政院前守夜。其實一開始除了從板上得知的集結訊息和系上的口耳相傳外,我沒有其他背景知識。一直以來對政治及新聞冷感,可以說是自己困在自己的象牙塔裡,對時事幾乎漠不關心;所知道的時事,也都模模糊糊如霧裡看花。但在現場,各路人士的演講、熱情同學的激昂,讓我像是被啟蒙了一般,對「人權」、「權利」開始慢慢有興趣且想要了解。


    但是困惑仍在。


    感覺人類學的訓練,使我對人、對事都抱持疑慮,無法完完全全相信一個信念;如同宗教,我也無法真誠地信仰一個宗教吧我想。所以何謂「真相」?什麼才是整個運動裡的「內在本質」?在現場想了很多,包括「真相」的問題、包括「群體建構」的形成、包括「衝突」的養成,甚至提升到「國族認同」問題的層次。但是沒有解答。這太複雜了,又尤其我身在其中。


    和大康留下來領了睡袋,躺在行政院前。涼涼的風和月亮,很舒服,但也隨時戒慎。說是警察應該會在解決完「圍城」的民眾後來驅離我們。不過愈晚,卻愈覺得這是個多麼和平的夜。和行政院前同學和值哨的警察們對峙著,另一頭警察和同學在麥當當同時排隊買宵夜。晚上,民眾的善意一直絡繹不絕,幾百斤的橘子、幾包的肉包粽子、麵包、餅乾、水,還有金錢。看到老伯伯老阿媽拿著幾千塊,執意要投進現場捐款箱,真的很感動。早上回學校上課兼補眠,醒來時卻發現警察已經開始執行驅離,送上警備車。




    1111禮拜二,終於完成兩個期中報告,終於可以回到自由廣場和大家在一起。週末很冷,下大雨,邊打著報告邊帶著耳機聽現場轉撥。大家都很強,都堅持到最後。現場的備置很好,擋雨又墊高,還有音響和投影機。接連去了幾天,睡了幾個晚上,只是覺得,既然我沒什麼功能用處,那就當我是個小螺絲釘增加現場人氣。幾個晚上下來,覺得現場氣氛挺熱絡的,尤其在討論議題的時候;也漸漸有組織感,像是小組的討論。但我還是沒有插入討論,這時深深覺得自己跟社會之脫節,許多議題和法律程序都不懂。


    一直是很複雜的情感,我想除了因為一些朋友的不支持意見之外,還有一種一直感覺到的不確定感。這次運動一直強調是非黨派的,因此被強迫著作切割的動作,但是愈是要分割,卻愈是顯示其間的關連;分割不開的我想,應該要像一些人士強調的,要凌越於黨派之上,歡迎所有有黨派或非黨派的人。但是這樣或許會被媒體放大使用,又變成黨派的一部份。另外,因為網路和大眾媒體的普及,這個運動很迅速的成形且受大眾矚目;但同時,也因為它們的普遍,讓更多人僅是似懂非懂,卻隨便抓住一些點大力抨擊,因反對而反對。看著這些言論,心裡也會動搖;我太容易受他人想法左右了。媒體在運動中間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不過還好愈往後期,各家報章對此的報導也愈來愈公正。輿論的力量、大眾媒體的力量,希望能夠因此有更多人了解我們的想法理念。還有,我想,現在這個百花齊放的社會,雖然多元多聲,但也容易迷失。什麼才是對的?什麼是值得進入且信賴的?愈來愈清晰的團體與聲明,卻愈來愈看出某些模糊的地帶。很複雜的不確定感。


    這些對我來說愈長愈大不確定感,加上家裡一些事情,使我又漸漸沒到廣場上和大家休戚與共。某日傍晚,到廣場上去,還未開始討論議題,場上只有不到十個人。少得可憐,但卻有不少新面孔。還好開會時人陸陸續續到了。擠滿的巧拼,倍感溫暖。




    1207禮拜天大遊行,本來說要樂團伴奏,人找好了譜也印了,後來卻又說要用音響放音樂。也好,比較不會出錯。早上鳥掉長洪盃,待在家裡看paper,心裡卻在想著要不要去幫忙站糾察;不過身體比較誠實,最後還是窩在家裡睡覺。


    我想如果我要參加運動,最可能失敗的原因還是懶惰吧。


    下午才去廣場,看到滿坑滿谷的人,不過學生很少,大都是群眾。學生都在幫忙。粉紅色布條、黑色標語、戰車、貼紙、大氣球、一台台的相機攝影機,和群眾熱情的加油鼓掌聲。在廣場到台大醫院到凱道這區域待了整個下午,卻覺得有點失落,覺得有點融不進去了。旁邊610擺明著要完全旁觀中立,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我也拿著相機,但是我卻想要進去。


    這樣是不是有點困難呀?


    很羨慕那些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的人,站在他們認為對的一方,抵禦外敵;我一定是屬於三心兩意的那一群,同時認同卻又疑惑。很複雜的心理。如果多認識一些人、多去幫忙,心意應該會比較堅定吧。看著心心認真指揮交通的樣子,有點羨慕她;回頭看看610置身事外的模樣,也有點羨慕。不管站在哪個立場,只要堅持且相信自己的選擇,就是幸福的。奮不顧身投入的學長、柔弱卻有堅持的力量的小學妹、忙碌卻依然趕來的老師,還有那麼多那麼多默默支持的群眾,我人也在他們之中,心卻似乎抽離在外。


    晚上還有感恩晚會在自由廣場,許多人留下來了,幹部們上台鞠躬致敬;我卻沒有繼續留在現場。



    後記:


    1207之後,我就沒有再到廣場上了,不過也知道他們還繼續在運作著。昨天1210,是世界人權日;就在人權日的隔天凌晨,警察強制執行將廣場物資拆除、人員驅散。11日清晨的太陽照耀在自由廣場,一片狼藉。世界人權日,很反諷地,警察違法驅離集會人員;同時,樂生療養院也在這幾天遭到拆除。


    昨晚在網路上看到一段話:



我知道窮山惡水之後必定有一座明亮的村落,
狂暴的風雨終將過去,而且還會再來。
崎嶇的天涯路上,我看到了滿山遍開的鮮花。
by楊夢茹


    現在看來昏黑的時政,希望能如這段話所言,終將達到璀璨的明天。中間定需要更多更多的力氣,但我想,這些努力都會化成小小的花,回頭時,迎風燦爛。


    今後的我,將奉獻我小小的力量,努力使這個社會更好。僅以此記。

Wednesday, December 10, 2008

自由之音西藏之聲

    12/10是世界人權日,台權會在大安森林公園辦了音樂會,還請了陳永淘來暖場。很喜歡他的聲音,雖然聽不懂客家話,但低低暖暖的,很舒服。



    不過這次的主角還是圖博朋友們。SFT的主席也有到現場來講話,她是美國的西藏人,超正的!雖然她念著準備好的講稿,還是講到哽咽。接著表演的Techung也是美國藏人,長得粗獷得很可愛,是我喜歡的型(羞)。這次聽他們的講話,和之前影展跟新聞加起來,才比較知道藏人現在的處境。真的是愈深入愈想幫他們加油。雖然不信上帝,還是誠心希望god bless those whose human rights are encroached。Techung很有舞台魅力,看起來也很熟悉於氣氛帶動和與樂團互動。唱到最後整場的氣氛超火熱,大家站著跳著唱著,我們拼命揮著手上的雪山獅子旗,尖叫不斷。也有很多藏人朋友來聽,幾乎1/3了吧,原來台灣的藏人這麼多,我以前都不知道。


    最近很多人權相關的事情,蜂擁而至,讓我忽然對這些議題關心得很。怎麼到了大四,才發現社會上還有這麼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很心痛,看到這些沒什麼力量跟地位的人,被這樣壓迫欺負,一種責任感油然而生。想起大一國文老師說得,我們知識份子應該要做永遠的反對黨,隨時監視執政者們的所作所為。他們那時代,感覺對錯很分明,學生們也都有一股對社會的責任心;好嚮往能這樣有方向感及責任感。不像現在太亂了,什麼是對的什麼又是錯的,好難分辨。不過,我想繼續關心這些,在這紛亂的社會裡,總會自己找出相信的對與錯吧。


    音樂會有附贈小禮物,只要去櫃台大喊 “Free Tibet”就有送。是一張Techung的CD,有兩種,剛好跟多啦一人一張。這個禮物超棒的!回來一聽,整個心又飛到西藏高原,西藏嗩吶與藏鼓,又在心中迴響不已。希望有天能去西藏看看,感受一下那裡的氣氛;希望藏人能得到他們應該有的尊重與認可,在國際間有一個合法的身分。